历史的回响：高句丽记忆与边界雏形
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接壤的绵长边境线上，埋藏着一段深植于民族情绪与历史纠葛的争议——所谓“朝鲜要求中国归还三省领土”的说法，近年来偶尔在民间舆论与学术讨论中泛起涟漪。这一话题的源头，可追溯至千年前的东北亚古代王国兴衰，而其现代形态则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动荡年代紧密相连。
所谓“三省”，通常指现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、辽宁省丹东部分地区及长白山周边区域。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叙事中，这些土地与高句丽（公元前37年–公元668年）及渤海国（698年–926年）的疆域存在重叠。高句丽曾是一个横跨今日中朝边境的强大政权，其鼎盛时期控制着辽河以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大片区域。
尽管高句丽被视为朝鲜民族历史的重要篇章，但其疆域与现代主权边界的概念截然不同——古代帝国的统治范围模糊而流动，与基于条约和勘界的现代领土体系不可同日而语。
真正将边界问题推向焦点的，是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与朝鲜半岛的外部压力。1885年，清政府与朝鲜李氏王朝签署《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》，首次以条约形式模糊划定了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河。江源地区的归属仍存争议，尤其是长白山天池周边区域。1909年，日渐沦为日本保护国的朝鲜与清朝签订《间岛协约》，明确将图们江北岸的“间岛”（今延边地区）划归中国，以换取中国对朝鲜移民的部分权益承认。
这一协约成为现代中朝边界的基础，但其谈判过程充满强弱不对等的色彩——日本代表实际主导了朝鲜方的立场，为后来的民族主义争议埋下伏笔。
朝鲜战争（1950-1953）后，中朝于1962年签署《中朝边界条约》，正式勘定两国边境线。条约确认了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主干线的划分原则，并将长白山主峰及天池南侧部分区域划归朝鲜。这一安排被视为中国对朝鲜的战略让步，旨在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。
条约并未彻底平息历史记忆带来的微妙张力——在朝鲜的官方叙事中，高句丽的历史荣光常与现代领土想象交织，而部分韩国民族主义者亦偶尔重提“间岛归属”问题，尽管韩国政府从未正式主张相关领土要求。
现实与幻象：地缘政治中的冷静审视
进入21世纪，“朝鲜要求中国归还三省”的说法更多活跃于非官方语境——它可能是半岛民族情绪的一种宣泄，或是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谈资，却极少见于两国政府的正式外交表述。究其本质，这一话题的起伏与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动态密不可分。
从现实政治角度看，朝鲜对中国的情感极为矛盾：一方面，中国是其最重要的经济援助国与战略缓冲；另一方面，朝鲜始终警惕着历史上“朝贡体系”的影子，试图在依赖与自主之间寻找平衡。提及历史领土争议，可被视为一种微妙的政治筹码——既不公然挑战中国，又间接强调自身民族尊严的独立性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朝鲜官方从未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，其外交焦点始终集中于安全保障与经济发展议题。
对中国而言，东北边境的稳定至关重要。延边地区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聚居地，文化与血缘上的纽带使边界管理兼具温情与敏感。中国政府一贯坚持1962年边界条约的合法性，并通过经济合作（如罗先经济特区项目）、文化交流（如长白山跨境旅游）等方式淡化历史争议，强化边境地区的协同发展。
事实上，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不仅基于地理相邻，更源于能源供应、贸易通道与外交支持等多维杠杆——在这一现实下，重提领土问题对朝鲜而言风险远大于收益。
值得深思的是，此类议题的偶尔升温，往往与东北亚局势的波动同步。例如2012年朝鲜发射卫星期间，或2020年中朝关系因制裁问题略显紧张时，零星言论曾见诸半岛媒体。但这些声音通常迅速消散，被更紧迫的生存议题覆盖——核谈判、粮食危机、疫情封锁等才是平壤的真正优先项。
归根结底，“三省归还”是一个被历史情怀包裹、却被现实政治冷却的话题。它映射了民族主义与地缘利益的永恒拉扯，也提醒人们：边界不仅是地图上的线，更是记忆、资源与权力的交汇点。在东北亚的未来格局中，合作与发展大概率仍将压倒旧日争议——除非区域平衡被彻底打破。
而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，恐怕都无人愿见证那样的动荡。
